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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隆内府的书画收藏因为鉴定失准，错判真假，受到当代学者诟病。其中为有名的就是乾隆误以为黄公望《富春山居图》子明卷为真迹而无用师卷为赝品的案例。2015年9月8日至11月8日，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“石渠宝笈特展·典藏篇”第三单元“伪讹考辨”部分，也展出了不少《石渠宝笈》著录的伪讹之作。此单元展出的作品，大多皆是因为乾隆内府误判而进入著录。
实际上，乾隆内府不仅因误判被动收藏、著录了不少伪作，也因为乾隆的收藏标准宽泛而收藏、著录了很多伪仿的作品。
《石渠宝笈》初编在凡例中称：“是编所收皆古今名迹，虽或临本逼真亦概置之次等，题疑俱仍其旧，而真赝自别（如次等书有二王、褚柳，次等画有荆、关、董、巨）。”可以看出，乾隆内府是把临仿逼真的名迹伪本定为“次等”，并收录进入《石渠宝笈》初编。
“石渠宝笈特展·典藏篇”之“伪讹考辨”单元展出的唐李隆基（传）《楷书毛应知恤诏卷》与明代仇英（款）《兰亭修禊图卷》，皆是《石渠宝笈》初编著录而定为次等的作品。李隆基是历史上的唐代皇帝，仇英是明代吴门画家中的代表性人物，乾隆内府定这两件作品为次等，应该是已经意识到了这两件作品并非李隆基和仇英的真迹。
明代书画鉴赏家张丑指出：“鉴赏二义，本自不同。赏以定其高下，鉴以定其真伪，有分属也。当局者苟能于真笔中力排草率，取神奇，此为真赏者也。又须于风尘内屏斥临模游杨名迹，此为真鉴者也。”乾隆的词臣张若霭“自负鉴别所得真”。乾隆时期的陆时化对真伪也分外关注，写文披露造假的手段。历代收藏者一般都重视真而佳的作品，例如安岐在《墨缘汇观》中特别注出真而佳的作品。收藏家对真而不佳的作品也比较重视，而对伪作一般都排斥在著录之外。但偶尔也有例外，例如钱泳认为真妙为一等，妙而不真为二等，真而不妙为三等。但这样的例子较少（清钱泳《履园丛话》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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